日中關係融冰的條件與邊界（上）：如何看待2026年APEC潛在的日中元首會談

自2025年末以來，北京以高市早苗首相在國會答辯中的「台灣有事」發言為由，持續對日本施加經濟與政治壓力。時值日中關係深陷谷底之際，雙方即將在2026年11月迎來由中國主辦的深圳APEC峰會。

日中關係能否融冰、高市與習近平能否在深圳握手，答案或許藏在一處鮮少受到注意的變化：中國官方對日表述中，原本反覆出現的「撤回發言」，自6月起逐漸消失。這只是一次措辭調整，或是北京正在重新設計日本可以回應的外交條件？

2014年：中國的「外交開價」，未必是「成交價格」

2014年11月10日，北京。

安倍晉三與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晤，兩人的握手最終成為該屆APEC最具代表性的畫面。鮮少受到關注的是，雙方能否正式會面，早在3日前已大致底定。

11月7日，中日政府公布《中日就處理和改善關係達成四點原則共識》，處理的是當時使兩國高層往來幾乎中斷的兩組問題：歷史問題，以及領土爭議。

2012年，日本政府實施釣魚台「國有化」後，中國公務船持續進入周邊海域，北京也要求日本承認釣魚台存在主權爭議。2013年底，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使歷史問題疊加在領土爭議之上。北京的立場是：日本若希望恢復高層政治關係，就必須先對上述議題表態。

然而，東京的政治表態空間存在明確上限。日本政府長期主張「不存在需要解決的釣魚台領土主權問題」，不可能為一次元首會談大幅改變既有立場。

最後公布的官方文字是：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看法，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

日本未承認釣魚台存在領土爭議，中國同樣未取得任何文字承諾。然而，北京可以解釋為日本已承認雙方存在「不同認識」；東京則可以繼續主張，日本並未改變既有的主權立場。雙方並沒有解決爭議，然而該「共識」隨後為兩國官方停擺多年的對話鋪平了道路。

對北京而言，接受上述的模糊表述存在特殊背景。中國身為2014年的APEC主辦方，需要同時處理兩個目標：不能讓外界認為中國在領土與歷史問題上後退，同時必須衡量持續凍結日中關係的成本。四點共識提供的，就是兩者之間的空間。

由2014年的歷史經驗觀之，中國最初揭示的外交條件，未必是最後的成交條件。當北京方面也存在改善關係的需求時，對外交涉的重點可能由「對方是否接受中國的條件」轉變為「如何以另一種文字或行動，使北京仍可宣稱對方已經退讓」。

2026年，中國再次主辦APEC。日中爭點已從尖閣諸島與靖國神社延伸至台灣與日本安全政策。在分析北京處理日中關係的邏輯上，2014年的歷史經驗或許仍值得借鏡。

2026年：北京承受日中關係惡化的代價

若2014年的關鍵轉折是北京方面亦存在恢復日中高層往來的需求，2026年首先必須討論的是：今日的中國，是否仍需要日本？

高市政權成立後，北京對東京的批判愈加強烈。然而，這並不意味北京可以和日本切割而不需負擔任何成本，最直接的議題即為經濟。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26年中國統計摘要》數據，在中國實際使用外資下滑之際，2025年日本對中直接投資由前一年約21億美元增加至30億美元（引用自JETRO中國貿易投資年報，2026年7月24日。必須注意的是，原始數據出處為北京官方數值，與部分主張「外資撤離中國」的國際統計不盡相同）。中國官媒甚至援引這組數字，反駁「外資撤離中國」的觀點（2026年3月3日，《環球時報》）。

這組數字的重要性不在金額本身，而在於中國整體吸收外資下降之際，日本資本流入卻呈現反向增長。這至少讓北京得以說明，地緣政治摩擦並未消除中國市場對外國企業的商業吸引力。

正因如此，北京對日本存在兩種看似矛盾的政策：一方面採取出口管制、經濟反制或政治施壓；另一方面，又不希望這些措施最終促成日本企業全面降低對中國市場的曝險，甚至使「日中關係已無維持必要」在日本成為主流觀點。

類似的矛盾亦出現在安全事務領域。

台海情勢惡化後，日本對西南諸島防衛、長程打擊能力、經濟安全保障與美日安全合作的資源投入持續增加。

北京未必期待日本大幅度改變安全政策，但仍有理由避免東京得出更徹底的結論：既然中國無意維持政治關係，日本也沒有必要再為對中關係保留空間，不如全面強化國防與美日關係，以軍事與同盟建立嚇阻能力。

除此之外，2026年尚有一層更具變動性的因素。

美中預定於9月下旬舉行元首會談。美中協商結果不會直接決定日中關係，卻會改變北京對外部壓力與外交資源的配置。美中關係回穩，可能提高北京承受對日摩擦的能力，使中國改善對日關係的動機下降；反之，若美中談判受挫，則北京更必須重新評估日本在美中競爭中的角色與功能。

簡而言之，日中關係對北京的重要性絕非一組「固定數值」，更大程度是隨著中國經濟形勢、台海形勢和美中關係變化的「浮動數值」。北京真正需要判斷的是：中國是否有能力同時承受與美國、日本及其他周邊國家的高強度摩擦。

從「否定過去」到「約束未來」：北京如何重新設計成交條件

若北京在完成上述評估後，最終的結論是「不應無限放任日中關係惡化」，下一個觀察點將是「中國是否調整對日外交的表述與訴求」。

2026年上半年，中國對高市政權的批判相當直接，其明確要求高市早苗「撤回」過去的「台灣有事」國會發言。

然而，對高市政權而言，「撤回發言」必然被解讀為受到中國壓力後改變立場，無疑是喪失執政基礎的政治毒藥。若北京始終把「撤回發言」設定為改善中日政治關係的前提，東京極難正面回應中方訴求。

值得注意的是，自6月開始，部分中國官方表態開始出現值得注意的差異：「撤回發言」的訴求，不復見於中國外交部記者會。

8月27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陸慷會見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據中聯部釋出的官方紀錄，中方未觸及高市政權是否應「撤回發言」，而是批評日本執政當局近期在台灣與軍事安全保障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言行」，並要求日本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以實際行動維護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

同樣是8月27日，中國外交部的對日表述同樣集中於「恪守四個政治文件」、「正確處理台灣問題」、「以實際行動改善關係」等，未見「撤回發言」訴求。

中國對外表述具有相當程度的政策協調，外交部與中聯部在同一天採取相同措辭並非偶然，值得視為政策訊號。

北京是否仍堅持將「撤回發言」作為前提，勢必直接影響日中交涉空間。「撤回發言」需要高市否定自己；「實際行動」則允許東京不撤回既有發言，改以「約束未來」降低摩擦。若北京有意重新打開與高市政權的政治交涉，後者顯然更容易形成可運作的外交空間。

2014年，北京未取得日本正式承認釣魚台存在領土爭議的文字，卻透過「雙方存在不同認識」獲得一個可以對內說明的結果。2026年，北京不必公開宣布降低條件，只要讓新的要求逐漸取代原本近乎苛求的條件，並在未來把日本的某些行動解釋為對中國要求的回應。

美中即將迎來9月下旬的元首會談，結果未定。北京對於「是否應改善日中關係」，或許還未達到最終定論。本文並不主張8月下旬的中國官方表述變化，意味北京的對日政策已全面轉換。在此背景下，在11月的APEC峰會前值得持續觀察的是：「撤回發言」的訴求是否持續在官方表態中「缺席」。若北京逐漸將焦點放在「四個政治文件」、「正確處理台灣問題」與「以實際行動改善關係」，可能意味著北京正在重新設計日本可以回應的交涉條件。

搶在握手之前：真正的交涉並非元首會談

評價當前的日中關係，絕不能僅關注雙方元首是否在深圳APEC進行會談。正如本文所述，首腦會談更接近雙方協議的成果，而非關係變化的起點。真正值得觀察的是，在此之前，北京與東京如何調整彼此可以接受的論述範圍。

第一個觀察點，將是北京如何管理歷史問題。

9月18日將屆，若中國將「九一八紀念日」與「日本軍國主義」、台灣問題、高市政權的安全政策重新綁定，甚至重新要求「撤回發言」，意味北京仍有意提高對日政治壓力。反之，若官方仍批判歷史問題，對日要求卻集中在「恪守四個政治文件」、「正確處理台灣問題」與「以實際行動維護政治基礎」，則可能是在為下一階段交涉保留空間。

第二個觀察點，無疑是美中關係。

9月下旬的美中元首會談不會直接決定中日關係，但會影響北京對外部環境的判斷。如果中國認為美中關係暫時得到控制，北京在對日關係上可能有更大餘裕維持強硬態度。若談判成果有限，中國則必須重新計算是否有必要同時維持與日本的高強度摩擦。

第三個觀察點，將是東京採取何種舉措。

高市是否親自參拜靖國神社（10月17日前後為秋季例大祭）、是否進一步具體描述「台灣有事」時日本政府可能採取的行動、是否維持與北京的政治與外交接觸，都將影響北京的判斷。

日本未必需要對中方示弱，更重要的是其是否持續新增北京必須公開回應的摩擦，使原本可以處理的問題重新變得無法處理。

在上述前提下，未來數月內，北京提出的條件與東京管理摩擦的方式，大致可以構成以下四種組合。若雙方互動逐步移向右下角，意味領袖會談所需的政治條件逐步到位。

若高市與習近平最終在APEC期間舉行領袖會談，鎂光燈勢必集中在那數秒的握手上。然而，真正的交涉與角力，早已在聚光燈之外展開。北京若確實將「否定過去」的訴求，悄悄改寫成一筆可用「約束未來」償還的政治債務，接下來需要追問的是：這筆債務究竟只用來約束高市政權眼前的言行，還是將進一步約束日本更長遠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