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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歷史脈絡重新理解中國的核威懾

核武問世以來，國際政治出現前所未有的景象：威力最爲巨大的武器，真正的作用不在於實際使用，而在說服對手它可能被使用。在此前提下，核威懾遂成為大國戰略溝通的重要議題。 中國作為世界主要核武國家之一，其展示核威懾的方式，與美、俄等傳統核武國家不盡然相同。北京經常透過閱兵、公開新型戰略武器及國防白皮書等方式，對外展示核力量與核政策。然而，真正可公開檢視、向太平洋方向發射洲際彈道飛彈、且完成全程飛行驗證的試射，自1980年以來僅有三次：1980年、2024年與2026年。 半世紀僅三次，使這類試射更像是具有特定戰略意圖的非常規行動，而非持續、例行的技術展示。與其將三次試射視為技術發展的自然結果，更適合將其放回各自所處的歷史脈絡，理解北京當時希望向外界傳遞的訊息為何。 2026年7月6日正午，中國海軍向太平洋試射一枚戰略彈道飛彈。北京公布的資訊十分有限：發射平台為戰略核潛艦、飛彈搭載模擬彈頭、命中預定海域，並已事先通知相關國家。除此之外，飛彈型號、發射位置與實際射程均未公開。 各界多將關注集中於飛彈型號及射程，例如究竟是巨浪-2或巨浪-3，以及是否具備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然而，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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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族主義執筆中國故事》 北京如何管理｢反日｣民意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灣有事」國會答辯之後，中國相繼以稀土與觀光管制等強硬手段回應。北京的敘事主軸沿襲2012年「釣魚台國有化」以來一貫脈絡，反覆強調日本的軍國主義與侵略歷史，彷彿2018年前後一度回暖的日中關係不曾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釣魚台國有化」曾觸發中國民眾對日本領事館及企業的大規模暴動，其後中國民族主義卻再無相同規模的外溢。背景在於中國執政者雖頻繁喚起戰爭的歷史記憶，卻總在群眾失控前收緊韁繩。北京強硬與節制並存的舉措，反映其對日政策的深層矛盾。解開矛盾的關鍵或許不是北京為何反日，而在於它為何始終不願放任反日走到盡頭。 反日須有度：北京的民族主義管理工程 若僅將中國民族主義理解為失控的民意洪流，許多現象將難以解釋。事實上，北京扮演的角色並非民族主義的追隨者，而是民族主義的積極管理者，近期諸多事件均能一窺北京的政治邏輯。 2025年12月，中國官方舉辦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儀式。在高市首相的「台灣有事」答辯背景下，各界均預期習近平親自發表講話。然而，活動最終僅由中共政治局委員石泰峰出席，且致詞內容遠較預期溫和。當日活動異常低調，僅半小時即結束，新華社事後亦未延續過去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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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當文明需要法律自證

2026年7月1日，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正式施行。 多數報導將其理解為又一部治理新疆、西藏與少數民族的法律，台灣和諸外國則關注跨境鎮壓。這理解確實無誤，卻也容易錯過真正值得注意之處。 若主要目的是管理少數民族，北京早擁有完整的行政工具，新疆與西藏亦早已是中國治理能力最深入的地區之一。真正的新意不在於中國又多了什麼法律，而在於北京正以前所未有的明確方式，試圖用法律回答一個更大的問題：誰有資格定義「中國」是什麼。 這部法律規範的，不僅是行為，更大程度是一種詮釋。它試圖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義固定下來，並把這種定義延伸到國境之外。第63條的域外適用條款，讓中國國境之外的報導、發言，甚至議會決議都可能成為標的。與《反外國制裁法》疊加之後，外資企業更被推入一個無論選哪一邊都可能違法的結構：遵守美國《維吾爾強制勞動防止法》審查新疆供應鏈的行為，在第63條之下，本身就可能被詮釋為「煽動民族分裂」。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法律究竟要的是什麼。它要的不是遵守，因為遵守可以只是消極地、最低限度地配合。從法律設計而言，其目的更接近於要求效忠聲明。所有行為者皆必須承認北京對「中華民族」的定義，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