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族主義執筆中國故事》 北京如何管理｢反日｣民意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灣有事」國會答辯之後，中國相繼以稀土與觀光管制等強硬手段回應。北京的敘事主軸沿襲2012年「釣魚台國有化」以來一貫脈絡，反覆強調日本的軍國主義與侵略歷史，彷彿2018年前後一度回暖的日中關係不曾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釣魚台國有化」曾觸發中國民眾對日本領事館及企業的大規模暴動，其後中國民族主義卻再無相同規模的外溢。背景在於中國執政者雖頻繁喚起戰爭的歷史記憶，卻總在群眾失控前收緊韁繩。北京強硬與節制並存的舉措，反映其對日政策的深層矛盾。解開矛盾的關鍵或許不是北京為何反日，而在於它為何始終不願放任反日走到盡頭。

反日須有度：北京的民族主義管理工程

若僅將中國民族主義理解為失控的民意洪流，許多現象將難以解釋。事實上，北京扮演的角色並非民族主義的追隨者，而是民族主義的積極管理者，近期諸多事件均能一窺北京的政治邏輯。

2025年12月，中國官方舉辦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儀式。在高市首相的「台灣有事」答辯背景下，各界均預期習近平親自發表講話。然而，活動最終僅由中共政治局委員石泰峰出席，且致詞內容遠較預期溫和。當日活動異常低調，僅半小時即結束，新華社事後亦未延續過去批判日本為侵略者的論述。

2025年11月，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長金井正彰與中國外交部亞洲司長劉勁松會談後，北京刻意釋出日方鞠躬聆聽、中方手插口袋訓話照片，欲為雙邊關係定調。然而，劉勁松隨即前往遼寧省向日本企業傳達「請安心在中國經營」訊息，甚至在視察後互相擁抱，營造友好氣氛。

2025年7月，中國國家廣電總局發布「關於抗戰題材微短劇」管理提示，禁止情節浮誇的「抗日神劇」。此政策反映了北京需要抗日記憶，卻不需要失控的抗日情緒。

2024年6月，蘇州日本人學校行兇事件中，隨車女導師胡友平為保護孩童而殉職。中國政府事後授予「全國見義勇為英雄」稱號，巧妙置換了「日本人死有餘辜」的公眾邏輯。

上述案例橫跨外交、文化、歷史與社會範疇，最終均指向同一個解釋：北京從未放棄利用反日情緒，卻也未曾放棄對反日情緒的控制。換言之，中國民族主義絕非洪荒氾濫，更似一條官方精心開鑿的運河。

中日關係的兩套敘事：侵略歷史與文化魅力

河道若必須由官方反覆修築，必然出自河水未按設計者意志流動。若民族主義及其衍生的反日僅是外交工具，北京並無必要精心引導。更深層的原因是，北京當前不僅必須回應國際局勢變化，還面臨更加艱難的挑戰。

綜觀歷史，每當舊秩序鬆動之際，執政者最嚴峻的挑戰多非源自國境之外，而是回應群眾「我們究竟是誰」、「我們將走向何方」。正如凱末爾在帝國灰燼中重塑土耳其、明治政府因黑船來航重鑄民族國家，北京正試圖用「中華民族共同體」說明民族如何建構、中國為何必須統一。在此背景下，日本遂成為建構「中國故事」無法迴避的座標。在北京宏大的歷史敘事工程下，抗日戰爭被編織為漢滿蒙回多民族一同受害、齊心抵禦外敵的共同記憶。

然而，社會的回應未必和執政者的標準答案一致。2025年末以來，ONE OK ROCK及濱崎步等日本藝人接連受政治壓力取消中國演出。演唱會成本不菲，必然經過縝密評估。即便遭施壓取消，活動存在本身即已反映了群眾對日本文化的無聲投票。此外，2026年上海「日中友好成人儀式」中，即便官方和大學施加壓力，著和服出席的中國學生人數卻較前年逆勢成長。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為「台灣有事」高揭反日旗幟之際，日本連鎖餐飲業者「壽司郎」中國業務大幅擴張，創下2025年第四季海外營業額年增54.4%的佳績。

中國社會對日本的想像與接觸，顯然未隨官方敘事收縮。若群眾醉心敵國旋律、身披振袖、食其美饌，日本便同時存在於兩套敘事之中：一套是官方反覆講述的侵略歷史，另一套則是群眾親身體驗的文化魅力。在此背景下，官方意圖塑造的「抗日共同體」敘事或許不再穩固。北京真正需要管理的，從來不只是日本，而是兩套敘事對中國人如何理解自身、如何理解中日歷史的不同想像。

北京的深層恐懼：當民族主義開始書寫「何謂中國」

對北京而言，官方敘事與社會回應的不一致，隱含的是民族主義可能肆意發展，最終逸脫其精心修築的河道。北京對民族主義的顧慮存在兩個層面：其一為群眾是否仍深信「中國夢」終將實現，其次則是「中國故事」究竟由誰主筆。

在「釣魚台國有化」時代，中國經濟高速成長，銳不可當，社會尚能承受民族主義的副作用與代價。然而，在當前經濟低迷背景下，煽動民族主義的代價遠比過去沉重。外資撤離不僅衝擊經濟，更隱含了另一個深層風險。社會對「中國夢」的信仰，終究需要經濟成果支撐。經濟成長一旦面臨停滯，積累的民間情緒極可能迅速向北京問責。

一個與「中日關係不睦」直覺相反的事實是，2025年前三季日本對中投資同比增長55.5%（中國商務部數據）、2026年高達59%的日本企業計畫增加或維持對中投資規模（中國日本商會數據）。上述數字，恰恰印證了北京反日卻又克制的現實收益。

另一方面，在北京致力編織「中國故事」之際，令其戒慎恐懼的「1644史觀」卻橫空出世。部分群眾將中國近代的衰弱與屈辱，歸結於1644年的滿清入關與異族統治，最終導致中華文明的全面崩壞。「1644史觀」或許僅出自少數群體對歷史的獨特詮釋，卻隱含了北京難以回應的問題：為何譴責日本的南京大屠殺，卻對異族犯下的「揚州十日」沉默？新疆、西藏、蒙古、東北本由異族甚至「外國人」統治，算是「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分割的中國領土」嗎？更重要的是，「1644史觀」之後，是否再有其他「反動思想」悄然滋長？

民族主義一旦奪取歷史的解釋權，挑戰的絕不僅有領土與民族邊界，而是整套關於受害、抵抗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敘事。2026年5月，俄國海參威舉行二戰勝利兒童閱兵式，參與者包括來自中國的小學生。海參崴原為清朝領土，1860年《北京條約》後割讓予俄國。俄國隨後將其命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在俄語的意思為「征服東方」。此活動極可能喚起中國近代另一段被割讓、被侵略的記憶，報導事後幾乎全遭中國官方刪除。

由此幾乎可斷言，當群眾追問誰曾對中國侵略、施暴，答案未必僅指向日本。北京最深層的恐懼在於，歷史記憶一旦被喚起，民族主義的邊界就不再由執政者定義。

「抗日」是民族主義的最佳載體

回到本文起點，北京對高市首相及日本政府的強硬舉措，究竟是對外施壓，還是對內動員？實則兩者兼具，惟觀察者往往將目光集中於前者，卻忽略後者。

北京必須運用反日建構中國，但又不能放任反日走到盡頭。一旦民族主義開始自行定義「什麼是中國」，極可能挑戰當前政權的正當性。因此，將中國民族主義理解為純粹的對外政策工具前，必須理解其作為內部治理工具的重要性。

抗日敘事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提供了一套跨越地區與族群差異的共同受害記憶：漢、滿、蒙、回等不同群體，都能被納入「共同抵禦外侮」的故事之中。如此一來，北京便能將多民族國家重新敘述為同一個命運共同體，進而回答誰是中國人、中國究竟是什麼，以及中國為何必須維持大一統。

在此背景下，北京需要一個能夠承載集體記憶、凝聚群眾認同的對象。在美中必須管控衝突的框架下，美國作為民族主義動員對象的代價過高。相較之下，中日關係存在深厚的歷史記憶，足以喚起情緒共鳴，又不致影響美中大國博弈，因此成為這套敘事的極佳載體。

換言之，即便日本並非北京民族主義敘事僅有的素材，卻是最容易動員、也最容易控制的一塊拼圖。民族主義必須接受官方指定的敵人、指定的歷史與指定的受害記憶，否則北京失去的不只是對外政策的主導權，而是對中國身分敘事的定義權。北京擔憂的從來不是民族主義無法動員群眾，而是民族主義自行選擇敵人、重新書寫另一個版本的「中國故事」。